年2月，朝鲜战场上，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长吴之理匆匆来到司令部，汇报了一个让彭总异常震怒的消息。
吴之理不是空手而来的，他拿着一个急救包放在了彭总的桌子上。这种急救包是国内统一为志愿军定制的，里面有一小瓶药片、一团捆扎用的止血绷带。这两样东西虽少，却在激烈的战斗中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，为抢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吴之理当着彭总的面打开了急救包，只见里面的药片已经严重变质，而纱布上居然有了霉菌斑，闻起来一股浓浓的霉味，这样的急救包还能救人吗？彭总的脸越来越黑。
吴之理是我国著名的卫生专家，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，年12月在汉口加入了新四军，充分发挥所学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。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，他毅然率领医疗手术组渡江作战，其后任后勤部卫生部长，负责伤病员的医疗救治。
从年12月开始，医院伤病员感染突然增多，许多手术情况良好的伤员，伤口急骤恶化、感染。源头很容易就查清了，问题就出在了这批急救包上。
吴之理异常痛心地说：我们的战士保家卫国，流血牺牲，国内竟然送来了这样的黑心医疗器材，简直是丧尽天良。
彭总的脸越来越黑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，20多万个劣质急救包就地销毁，同时他签发了一份电报传往北京。数日后，这封电报和一个劣质急救包的样品放在了总理的案头。
一向镇定儒雅的总理看完电报和急救包后，罕见地勃然大怒，立刻来到了主席的办公室。主席气得拍着桌子说：如此奸商，该杀！
当天，一封急电传到了正在上海的陈老总手中，要求他对这批药品的来源一查到底。陈老总更是愤怒，毕竟他是上海市长啊！由于每批物资都有编号、订单记录，很快就锁定了上海药店“大康行”的老板王康年。
一起令人发指的假冒伪劣大案就此浮出水面……
王康年生于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富豪之家，17岁那年，他通过家族的关系进入上海大亚电台当报告员。
这家电台主要是播报商业信息，例如金融消息，经济行情，商业活动等，动辄就是几亿十几亿的巨额资金流量等讯息，王康年的野心也膨胀起来，开始做起发财的美梦。
作为当时中国“开放”程度最高的十里洋场，这儿的“商业氛围”确实浓厚，但在大量的洋买办、资本家的把持下，处处充斥着尔虞我诈、唯利是图、见利忘义。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之下，王康年认为只要胆子足够大，心足够黑、手足够狠，就能一夜暴富，什么天理良心都是假的，赚到钱才是真的。
年，王康年结婚后，在公共租界巡捕的岳父的支持下，在西藏路开了一家“大康行”杂货店。此时抗日战争空前残酷导致药品奇缺，王康年报出高价赊购药品，转手以低价卖掉迅速圈钱，等到了兑现的时候百般拖延抵赖，结果被对方告到法院几乎逼到破产，在西药行业声名狼藉。
正当王康年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上海解放了！为了尽快恢复上海的经济秩序，人民政府大力扶持工商促进开业复业。解放后的上海，生产生活和商业很快步入了正轨，市场稳定、需求旺盛，大康西药也逐渐好转，到了年，它的营业额达到了亿元（旧币）。
为了更好地赚钱，王康年表现非常积极，还加入了上海SF委员会并担任了副主任。凭借这个职位，他获得了大量的国家机关、国营单位和部队的订单，用日进斗金来形容都毫不为过。如果他这样经营下去，一定能够成为富豪，可王康年骨子里的贪婪却暴露无遗。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，西方对中国药品禁运，前线战士缺医少药。年11月，志愿军后勤部向大康行订购了一批前线急需的药品物资。王康年也没有多少货，却依然接下了这个订单，拿到了货款。
志愿军的订单中，有几十万个急救医疗包，王康年没有从正规的药企、工厂订货，而是自己“制作”医疗包，他以低价购买了大量即将失效的临期药品，又回收了废旧纱布、普通棉布，没有采取任何消毒措施，和药品一起装进了急救包发往前线。
在朝鲜冰天雪地中作战的志愿军哪里想到，居然会有人如此胆大妄为、丧尽天良，这种急救包使用之后，原本经过治疗可以活下来的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因细菌感染身亡。
除此之外，王康年还将普通的器械冒充德国“蛇牌”止血钳给中南军区，将产科器械冒充外科器械卖给解放军某部；用劣质X光机冒充英国名牌机器卖给平医院，他还用金钱美女贿赂机关干部，把他们拉下水以获得订单。
王康年被逮捕后，还拖欠华东医药公司等23个国家机关的血压器、X光机等价值约人民币7亿余元的订货。事后统计，王康年欺诈盗窃国家财产高达26亿元之多，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的行为导致了那么多战士牺牲。这些劣质药品在前线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已经无法统计。
这起案件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，事实上，建国初期，像王康年这样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不是个例，为了钱这些人连杀头都不怕！这起案件也让“三反五反”运动进入高潮。
年2月28日，奸商王康年被执行枪决，为他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！